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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涉川评论] 居民化的吊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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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2-28 08:35:1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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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本文中所指的居民化,是指城市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,由“农民”进化为“居民”的过程。笔者最近在成都市一些基层社区的观察经验,让我对居民化进程问题感触颇深。如何破解居民化的吊诡,可能是在当下和很长一段时间内,值得管理部门和全社会共同思考的宏大命题。尽管这个宏大,需要从微观出发。


现状:想念有锄头的生活


      一名基层工作人员坦言,安置小区遗留的历史问题已成为影响基层稳定大局的重要因素。“安置小区都是从农民拆迁户过来的,他们拿到了拆迁款,却失去了土地和谋生的技能。新的安置小区总会有一个三至五年过渡阶段,居民们能否在这个过渡期重新拾得谋生之道,往往对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带来显著影响。更为重要的是,安置小区的居民们源自本地,宗亲关系自成网络,居民的情绪往往带有很大的传染性。”


      笔者在几个安置小区的调研中,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:物管费难以收取。前些年,政府出于社会安定和人文关怀,基本都对安置小区的物业管理费用进行了“过渡期兜底”,居民不需要缴纳物业管理费用。随着“过渡期”的结束,居民养成的“免费享受物业服务”的惯习“刹不住车了”。


     “时代在发展,金融的泡沫在加剧。十年前的拆迁费用十多万,到现在可能已经不值得一提了。回过头来看,今天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并不是自己想要的。原来的土地和宅基地都失去了,以前蔬菜粮食不愁,现在买一点小菜都得下很大的决心。”62岁的安置居民杨大爷一遍维修着自己的人力三轮车,脸上带着愁容。他停顿了一下,“其实也是怪自己,毕竟现在的年轻人靠不住,还是锄头靠得住。以前靠锄头生活,只是现在连锄头都没有了。”


        他蹬着三轮车带我去看他曾经的土地,现在已经高楼林立。站在春天明媚的阳光里,他看上去有些哀伤。“我已经老了,但我的孩子们还都年轻。他们每天过着悠哉乐哉的生活,谁知道时代又会怎样变迁了。”他叹了口气,像是自言自语,“不管如何变迁,土地终究是失去了。”


变迁:急剧变迁的生产关系


      如果说杨大爷还有一些快乐的时光的话,可能就是夜幕之下的小茶坊了。他蹬着三轮车来到一处路边破败的小院,院子门口的招牌甚至有些斑驳。每天暮色苍茫的时候,他便在这里和他的老伙计们渡过一段还算轻松的时光。聊起一个接一个的话题,谁家的孩子发财了,谁家的孩子结婚了,谁家的孩子出国了……一段唏嘘之后,他们又开始回顾过去的旧时光。


       “没有熟人了,即便有熟人,也没有了当年的那份感情。老太太们的社交是跳坝坝舞,而我只能出来陪着他们打打上大人(长牌)。”来到安置小区已经好些年了,他始终没能顺利地融入到新的生活圈子。尽管楼下就有环境更好的棋牌室、健身房,甚至不收费,但杨大爷从来不去,“内心里习惯了那份情感,就适应不了那份闹腾。”


      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建构中,因地缘——土地和住房——的邻近而形成社会关系网络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可是随着城镇化的加剧,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的社会生活半径消失了,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的生活半径。维持了数百年的传统乡村社交经验消失了,剩下的只有人们的回忆。


      马克思将生产关系界定为劳动者、劳动工具以及劳动对象。观察安置小区的居民们,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答案:他们由农民变成了居民,劳动工具从锄头变成了三轮,而劳动对象更是和过往的乡村经验犹如天壤。从宏观的历史进程看,这也许属是中国现代化、城市化、工业化发展的必然,但其中却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分离的痛苦,甚至有一种夕阳西下般的壮烈。


破题:拨开居民化的吊诡


      如同我观察到的小区一样,“过渡期”用短暂的安逸赋予了他们从“农民”到“居民”实现自我进化的期望。但过渡期并不能完全消弭剧变产生的阵痛,只是把阵痛产生的时间延长了。对于一些人而言,这样的过渡期足够让人获得新生;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,时间的延长甚至意味着阵痛的扩大。道理非常简单,如果我们将“进入城市”简单作为“失去乡村”的退路,其结果可能会从“城乡二元结构”演进为“城城二元结构”,没有了土地的后者甚至没有任何退路。


      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曾对城镇化的问题开出过药方“住上好房子、过上好日子、养成好习惯、形成好风气”,如果我们比对当前安置小区的发展工作,可能会发现除了“住上好房子”之外,其他方面任重道远、道阻且长。归根结底,还需要不断扩大“过渡期”内涵和外延,在人、组织、群体上做好文章。


      实现人的个体化对接。将工作进一步做细做实,对安置小区的群体进行精准的摸排,争取台账到人。需要吸取的前车之鉴是,但一个拆迁策略出台的时候,我们需要对每一个待拆迁的家庭进行认真的摸底和规划布局,对部分个案要有专业到位的跟进,了解需求,让他们离开土地的同时,不至于马上失去锄头。


      建立自组织网络,重构熟人社区。在新的居住社区,预留一定的社区公共空间,给居民创造熟人社区场景。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社交活动,推动居民主动将自己组织起来,成立诸如棋牌协会、坝坝舞协会、乡村记忆小组等组织体,给市民化进程建立相应的配套体系,推动断裂的社会网络得以重塑。


      基层治理部门以自组织为载体,设定一定的项目,匹配少量的资金,让自组织活跃起来。由自组织解决居民化过程中面临的社会问题,最终实现居民的自我服务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。


      一言以蔽之,失地农民的居民化进程不只是“过渡期”那般简单,只有在城市社区重构一套适应他们生活的新场景,并努力推动他们适应、融合、参与、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,才能顺利实现“居民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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